作为群众，我对当下的中国足球与曲艺都不满意。
两个行当的从业者最近爆发了一场嘴仗，最终毫不意外的进入了「比烂环节」：互斥对方没有冲出亚洲。
局面瞬间搞笑起来了。
然而不同的是，中国足球运动员只是失去了高工资，而中国曲艺早就失去了所有。用郭德纲的话——后者90%养活不了自己。
巩汉林当然有批评中国足球的自由，但他作为公众人物，且是代表某个界别的**，我们必须对他的发声质量有更高的要求。
通俗点讲，以巩汉林今时今日的身份，仅仅吐槽中国足球，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他的房间另有大象。譬如在脱口秀和喜剧大赛的双重夹击下，靠晚会生存的旧式曲艺该怎样在如今的市场下突围？曲艺从业者该如何紧密联系群众创作出更符合时代特点的作品？
如果非得批判中国足球，仅仅吐槽「球员收入与能力不对等」也是不及格的，因为市场有自净、修正的能力，根本无需多费口舌。足球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大众基础问题、顶层设计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题」，巩汉林都交了白卷。
思考的深度与锐度都欠奉，把老百姓田间地头的话再重复一遍，这对公众人物来说就是占用公共资源。
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可以取材的社会问题了，对巩汉林这样的艺术家来说简直就是「富矿」，他们却绕过去，对着早已开发过度的中国足球拼命钻井。
经典是一遍一遍的重复，但艺术生命长青贵在推陈出新。
我们翻看巩汉林之前的作品。
《如此包装》讽刺的是生搬硬套流行元素，《打工奇遇》讽刺的是当时弥漫的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社会问题，《功夫令》讽刺溺爱娇惯独生子女，《开锁》讽刺了一个人拥有无数证件却无法证明自己的社会顽疾。
那是巩汉林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连同消失的是讽刺的触角，他和大众一样，只能对着中国足球这具充气娃娃，重温昔日的雄风。
当然，巩汉林也是时代中的巩汉林，我们作为写字的，也曾杀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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