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网通实现身份证线上办结；轻点屏幕足不出户缴纳水电费；进入直播间远程参加村民会议……应用场景日渐丰富的数字技术，不断为乡村治理增添“智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关于推介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通知》，多地在数字技术的持续赋能下，走出了一条乡村治理的“新道路”。
提升行政服务效率
申请农机购置补贴，材料没带齐怎么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的常德市津市市给出了新答案：建立“容缺受理”模式，由窗口根据实际情况出具容缺受理单，办理事项直接进入审批环节，补齐余缺后可邮发审批结果。发送电子邮件补齐指定材料，津市市白衣镇村民吴先生第一时间在“一卡通”存折上收到了惠农补贴。
“这一模式实现了老百姓‘最多跑一次’。”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认为，一方面，津市市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最大限度减少了老百姓办事所需提供的资料；另一方面，“容缺受理”模式允许事后线上补齐并审批材料，这种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有效衔接。
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路甚至不跑路。津市市以西60余公里的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在“数字治村”方面还有新思路。无论是日常生活缴费还是证件办理，村民只需要进入石门县定制开发的“屋场钉”数字治理平台，“钉一下”工作人员，就能足不出户有效解决问题，实现日常事务一站式办结。
“数字乡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智慧形态，政府整体的行政效率相比以往有了大幅提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互联网渗透率高的村庄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在政府主动引导和村民的积极响应下，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能得到快速推广和应用。
激发家乡建设参与热情
以往村里开会，往往需要挨家挨户下发通知，请各个家庭代表现场参会。传统的治村方式不仅信息传递速度慢、会议组织成本高，而且对外地务工人员来说，往往因为空间距离难以参与。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召开村民会议时，石门县的“屋场钉”平台架起了“屋场钉直播”，在外流动务工人员打开直播间，就能在屏幕另一端加入会议中。通过实时互动，每位村民都能直接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
村民的意见反馈渠道也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将新修订的208个村庄的村规民约全文发布在“乡村治理平台”上，并设置留言区，村民的建议能第一时间直达乡（镇）、村两级干部。在数字技术搭建的“桥梁”上，村务信息实现了有效的双向传输互动。
“以往村委会、村民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胡冰川说，村民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热情，数字技术的应用，能让村民实时了解和自身相关的养老、宅基地办理等事项。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能有效降低乡村社会交往的公共成本。
村民的广泛参与还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陈明介绍，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各级政府的数据汇总能力明显增强。数据模块化获取后，上级政府通过数据挖掘分析，能有效把握基层发展与治理的真实状态，这能从全局上把握区域内的乡村治理格局。
让治理工作“事半功倍”
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得系列发展成果的背后，仍存在技术应用与乡村实际需求不匹配、数据资源缺乏有效挖掘等问题。未来如何借助技术手段进一步赋能乡村治理？
“实现数字化治理的智慧高效，关键在于对治理活动本身进行科学评估。”陈明认为，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流程做到便民、科学，在此基础上推广使用数字技术能让乡村治理工作“事半功倍”。
相比城市治理而言，乡村治理工作还面临分散性难题。陈明建议，几千人的大村庄和只有几户人的“空心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比如在相对分散的村庄，可以先满足农户基础的数字便民需求，再接入上一级服务体系中，以此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社会力量正积极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中。农业农村部先后与中国电信集团、中国铁塔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鼓励各地运用“乡村钉”“村村享”等数字化平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作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之一，此前就同阿里巴巴集团“乡村钉”展开合作，开发“积分+”微治理APP，实施自然村、农户“双积分”制度，推动复杂的村级事务逐渐标准化、具体化。
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看来，积分制正是探索乡村治理实践经验的典型做法。“乡村治理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天佐表示，未来要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实践，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深化与社会力量合作，继续培育和挖掘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典型经验，充分利用数字化的优势，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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