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攀枝花出台的“生孩发钱”政策，一下子吸引全国的目光。
攀枝花在《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中称：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一直发到孩子三岁。
自全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攀枝花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生二娃、三娃发钱的城市，攀枝花为何率先推出育儿补贴金?申领这项补贴需满足何种条件?这项政策对提高生育率有效吗?育龄人群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政策支持?南都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生二孩、三孩每月奖励500元，直至孩子3岁
攀枝花市的育儿补贴金制度是人才引进一揽子政策中的一部分。6月12日，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的通知，围绕聚集高层次人才来攀发展、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在攀发展、鼓励大中专及以上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来攀工作、健全人力资源服务保障机制4个方面出台了16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第13条对育儿补贴金作出了规定：“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南都记者注意到，攀枝花市育儿补贴金制度的牵头执行单位为当地卫健委，该部门于7月30日对育儿补贴金制度进行了详细解读，公布了实施细则。根据细则，攀枝花市申领每孩每月500元的育儿补贴金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
一是夫妻双方及计入基数的所有子女户籍均在攀枝花;
二是夫妻双方均参加了攀枝花市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保险其中一项);
三是按政策生育第二、第三个孩子且落户攀枝花。
每孩每月500元补贴金够吗?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答案。“每个家庭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雪中送炭，但对于一些家庭象征意义更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攀枝花的育儿补贴金并非真正地为提高生育率出台的鼓励政策，而是人才引进政策。
人口正在减少的老龄化城市
攀枝花需要刺激生育率吗?根据攀枝花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攀枝花出生人口8556人，死亡人口4935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6‰，约为全国平均水平(1.45‰)的2.3倍。
尽管人口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攀枝花是一个人口正在减少的老龄化城市。
根据攀枝花市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攀枝花常住人口为121万多人，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攀枝花市常住人口十年间减少1918人，下降0.16%;攀枝花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上升至19.76%，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0%标志着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攀枝花的这个指标已达到了19.76%，距离中度老龄化社会仅一步之遥。
人口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全国，但常住人口10年间减少0.16%，攀枝花正面临着人才外流的危机。
作为一个依靠攀钢建设起来的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是攀枝花的经济支柱。据当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攀枝花市第二产业增加值558.39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4.8%。随着采矿业、冶金工业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步降低，过去十年间，攀枝花人口出现净流出。
今年4月16日至17日，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正红在市级领导干部和县级主要负责同志读书班上提出城市人口如何聚集的问题。张正红表示，要出台科学精准的引人聚人政策措施，力争2025年主城区人口达到100万、全市总人口达到150万。这意味着攀枝花的常住人口到2025年需新增30万。
2017年，攀枝花出台《攀枝花人才新政七条》，今年，攀枝花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出台《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旨在为人才引进设立一揽子优惠政策。
“攀枝花设立生育补贴金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抽象原则下的具体实施，无可厚非，当地一定是经过谨慎讨论的，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每个地区的政策不同，要尊重各地自己的选择”，正如宋健所指出的，攀枝花的生育补贴金制度是适合本地情况的政策，旨在吸引人才、实现常住人口的较快增长。对于真正需要刺激生育率的地区来说，还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立一揽子政策，而非盲目跟风。
如何更好鼓励生育?
学者：托育服务、育儿假可能比发钱更有效
宋健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目前提高生育率的主要措施分为3类，一是发放资金，二是设立假期，三是完善服务和设施。她表示，根据全球各地的经验，将资金、假期、服务和设施三类政策结合起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一揽子政策更加有效。
宋健认为，要提高生育率，设立育儿假比单纯发钱更有效。“欧洲国家最早面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从国际经验上来讲，发放育儿补贴金补少了不管用，补多了可持续性有问题”，她表示，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父母来说，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
8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其中第二十五条增加了对育儿假的相关规定，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父母育儿假。
宋健介绍，我国各界目前对育儿假的理解还存在分歧。她认为，育儿假和产假、陪产假都不一样。“产假和陪产假是围绕生产期设立的，而育儿假更多的是父母在孩子的0-5岁期间的带薪假，便于家长更好地尽到养育、教育的责任”，宋健举例说，父母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陪同孩子参加学校活动，需要更多时间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育儿假的设立使家长无须以个人的身份去向单位请假，陪同、参与孩子成长成为一个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请假理由。
宋健说，“现在的这种细致的政策需要特别地做调研，不同的家庭、不同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假期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探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提到了托育服务的问题。“攀枝花采用了现金鼓励的措施，对促进生育的效果要通过时间观察，另外还有托幼服务，根据国际经验，这种社会化服务的效果要好于发现金”，据他介绍，我国针对0-3岁幼儿的普惠性托育服务建设刚刚开始推动，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价格适中、符合规范的优质服务，普惠性托育服务能够减轻父母和隔代亲属的育儿负担。(记者 丁境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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