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指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答复还进一步指出，东北地区要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近年来，关于生育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如果说5年前，放开生育和限制生育还是两相对垒的情形，那么今天，放开生育已是大势所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形势更加严峻，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1.8万、13.33万、7.6万，同时，三省的出生率也在各省排名中垫底。单从数据上来讲，东北确实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但也应该认识到，东北面临的人口问题不只是总体出生率低，还存在比较严重的人口外流现象。笔者认为，这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过：“人们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再也不会去想其他事情。”百年间，在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下，增长模型对于现实经济的拟合能力越来越强，但无论是索洛模型还是无限期模型，抑或是内生增长模型，其增长路径以及最终稳态形式都强调了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按照索洛模型，最终经济增长率完全收敛于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的增长。
当然，模型仅仅是对现实情况的抽象，经济发展的形式和方向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值得分析，其中较为重要的当属制度和创新。实际上，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出发点就是将创新纳入模型内部，将其视为一个内生变量，突出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将创新当作是一种产品的话，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劳动人口的重要性。一方面，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创新的产出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产出的创新与劳动力结合，形成边际生产能力更强的“有效劳动力”。
但如前所述，造成东北人口问题的不只是生得少，还有留不住。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流。当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明显，适龄劳动人口纷纷向优势产业聚集地流动，这再次加剧了东北常住人口下降的问题。对于人们的流动选择，我们应该尊重，但作为应对措施，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地区的制度发展水平。有研究显示，东北地区之所以渐呈衰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体制机制羁绊，依靠传统重工业发展经济的模式没能产生体制机制改善的内生动力，导致多年来该地区的营商环境落后于东南沿海等地。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单依靠科技创新，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同样重要。特别是在一个制度发展还并不完善的地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的营商环境排在中后位，考虑到好的制度环境对于产业的吸引作用，东北在制度提升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还想指出的是，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不应对“东北放开生育政策”做过度解读和推测。东北人口问题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涉及制度创新、产业结构变迁等方面，更涉及深层次的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当前，更为紧要的任务是，正视发展问题，尊重人口流动规律，探索地区发展优势，抓经济、抓产业，用硬实力吸引人、留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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